国王参与了法国科学探险队的观测活动并在野外染上了疟疾。这是在离曼谷王宫140英里的三礼育，一个适于观测日全蚀的地方，1868年8月。蒙固王为了让臣民相信科学是多么的神奇与有用，亲自参与了探险队的活动。一个月后他因医治无效去世，16岁的王储朱拉隆功继位为暹罗国王。
美国《时代周刊》今年8月23至30日这一期推出了对亚洲本世纪历史有重大影响的20位亚洲人，第一个被介绍的便是暹罗（1939年更名为泰国）国王朱拉隆功。
朱拉隆功是使古老的暹罗进入现代世界的第一人，他继承了父亲蒙固王热心西学的秉性，并亲力亲为铲除积弊旧政，使一系列现代制度在暹罗得以确立，并使暹罗逃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每年10月23日为朱拉隆功逝世日，泰语称该节日为“敬爱的大帝日”，在泰国历史上得享“敬爱的大帝”尊号者，只有朱拉隆功。
不过，引领暹罗进入现代世界的应当说有3人，这就是蒙固（拉玛四世）、朱拉隆功（拉玛五世）、瓦栖拉兀（拉玛六世），他们依次为父子关系，只不过朱拉隆功贡献最大、在位时间最长罢了。
自1688年暹罗人驱逐西方殖民者运动之后，暹罗一直对西方深怀戒心。不过，暹罗毕竟不是一个历史博大悠久的天朝，也没有一批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废”的“刚烈忠勇之士”。到1851年蒙固继位时，东南亚地盘相继落入欧洲人手中，但在对暹罗的争夺中，英、法两强相持不下，方使暹罗勉强保有独立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从蒙固开始的3代国王一方面与列强进行外交周旋以维护独立，一方面厉行改革以图自强。
蒙固原本不是王位继承人，便出家做了僧侣领袖，超脱于宫廷倾轧与守旧势力之外。他自少年时代便与西方传教士和医生接触，并大量阅读西方的报刊书籍，这使他对西方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还有一定的好感。
自登基始，蒙固便宣扬朴素的民主思想，且身体力行。他首先废除了经过国王面前时必须爬行的旧礼节，国王出行，国民亦不必回避。蒙固对西方的自由选举亦有深刻的印象，当其兄拉玛三世去世、他被选为继承人之后，曾去信欧洲友人，说自己是被选举出来的国王。这自然是可笑的事情，但反映出他有政治人物应由选举产生的观念，后来在一些官员的任用上，他也确实采取了选举的办法。
作为一位信仰佛教的国王，蒙固保护国内各种宗教，而让人民自由选择信仰。蒙固还着意培养其子朱拉隆功的西学功底，宫廷教师、英国人利奥诺文丝太太在少年朱拉隆功心里培植了暹罗只有改革才有出路的信念。
蒙固死于一次充满现代气息的旅行。朱拉隆功以冲人继位，国事暂由摄政委员会掌管，他从而有暇周游列国。1871至1872年间，他两度出访在英、荷统治下的新加坡和印尼，考察、参观了当地种种先进的设施如邮局、医院、学校、电报局、消防站、博物馆、电影院、商店、铁路、工厂等等。1897年至1907年间，他又先后两次出访欧洲，访问了意、奥、俄、瑞典、丹麦、德、荷、英、法等国。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东方君主到过那么多的欧洲国家。
有了这种类似于今日乘坐新干线参观超级计算机的经历的国王，不让他法西方之法怕也不行。朱拉隆功在1873年亲政之后，逐步废除了奴隶制，建立了近代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了财政、教育、军事、立法、司法制度。欧式学校和平民教育逐步推广开来，现在知名的朱拉隆功大学，便是朱拉隆功为培养新一代行政官僚于1902年设立的。
朱拉隆功对于现代世界的态度在当时的亚洲领袖中独树一帜，他既没有闭关自守，也没有盲目对抗，而是──套用一句现在的国际关系流行语来说──建设性地介入。
近代泰国的进步，得益于一个开明的国王群体，从蒙固王到朱拉隆功到瓦栖拉兀，接受西方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完整，瓦栖拉兀12岁即到英国留学，能用英语写作，并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不过他也像菲律宾独立运动领袖黎刹尔那样，在异域的攻读反而坚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他说：“我回国时比离开暹罗时更加是一个暹罗人。”
为什么国王成了国家的思想先锋乃至第一人？因为当时的环境只能是这样，使接受先进思想、聘请西方教师、出访欧洲成为国王及其近臣亲属的特权。在当时，朱拉隆功头脑里充满着几乎高于一切臣民的丰富的近代文明知识。思想解放在君主专制的环境里竟成为君主的特权。
朱拉隆功愿意接受西方的许多新鲜事物，但坚拒了国会体制。泰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到1932年政变之后才正式确立的。与朱拉隆功同时代的福泽谕吉说：西洋文明并非尽善尽美，“千百年后，人类的德智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但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阶梯式的，不发达地方的人民，若想使本国进步，就必须以走在前头的欧洲文明为目标。他批评说，有一种倾向，即只谈文明的外表，却忽视了文明的精神。这种精神，亦可称为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精神。日本和暹罗，谁更有这种精神？“时势”可以作证，当七八十年代泰国军人们还在屡屡干政之时，面积不到泰国3／4的日本已崛起为世界第二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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